當我們迎來汽車時代，社會上飆車、酒駕釀成的慘劇此起彼伏，人們對違法駕駛幾乎到了“怨聲載道”的地步。由此看來，道交法加大處罰的修法主旨，有著深刻的民意根基。

　　昨天，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道路交通安全法修正案草案。與原法相比，草案明顯加重了對酒駕、醉駕、偽造變造牌照等違法行為的處罰力度。

 　 此次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修改，直接動因是與即將于5月1日實施的刑法修正案（八）相銜接。在強大民意影響下，刑法已將醉駕行為入罪，為此，道交法原有對醉駕設定的行政拘留處罰便需作出修改，草案因之改為“吊銷機動車駕駛證，5年內不得重新取得機動車駕駛證，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從而體現出立法之間的協調配套。

　　與刑法的銜接還體現在對違法駕駛行為的處罰升格上，因為從國家處罰體系看，對違法行為的處理需要形成一個層次銜接緊密、中間沒有缺漏的完整鏈條。當刑法介入違法駕駛的處罰后，原有的行政處罰便顯得相對較輕。因此，為了彌合行政處罰與刑罰之間過大的落差，此次道交法修正案草案普遍加大了行政處罰力度。

　　不難看出，從刑法修正到道交法修改，立法者期望通過擴大國家處罰權來實現對交通秩序的治理。從網絡輿情看，這樣的立法旨意顯然迎合了網民的訴求，不少網民甚至希望立法之劍能夠擎得更高、磨得更鋒利，這凸顯出部分民意對“重典治亂”的心理需求。尤其是當我們迎來汽車時代，社會上飆車、酒駕釀成的慘劇此起彼伏，人們對違法駕駛幾乎到了“怨聲載道”的地步。由此看來，道交法加大處罰的修法主旨，有著深刻的民意根基。

　　但是從法治理性分析，對于立法提升公權特別是處罰權的做法，我們需要保持足夠的警惕和慎重。作為一種公權與私權之間的再配置，道交法如此大面積擴張行政處罰權，雖是出于“治亂”的現實需要，但在整個行政系統尚未確立必要的自制倫理的情況下，也容易帶來公權膨脹的危險。出于這樣的謹慎，即便是正當性的擴權修法，也需要納入民意商討的程序平臺。

　　例如，對于何謂酒駕、醉駕，刑法修正案并未明確，此次道交法修正案草案也未涉及。按照以往的慣例，這樣的具體標準可能仍舊留給公安機關自行界定。問題是，法律標準的背后，實際上牽連著行政處罰權和國家刑罰權的介入尺度，進而直接影響公民權利的克減乃至被剝奪。同時，生活中出現吃豆腐乳、喝醪糟、服藿香正氣水等也會檢測出酒駕的情況，也向現行檢測標準的科學性提出了挑戰。如何合理確定酒駕和醉駕標準，顯然不能由主管部門單方說了算，而必須納入民主修法的統一安排當中。

　　更重要的是，當整部法律的修改確立了行政擴權的思路，必然會減損一部分公民的權利，如此對于不利者的意見，哪怕是少數派，亦需給予充分的尊重，如此才能使修法程序更加正當，權力配置更加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