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在實踐中對情節的嚴重與否很難界定，在處罰時就容易給“選擇性司法”留下空間。而在“選擇性司法”的稀釋下，一些人尤其是特權人士的酒駕習慣很難得到根治，社會的公共安全利益也可能失去保障。
醉駕入罪在經歷立法爭論后，再度面臨司法困境?；蛟S司法機關未料到，國人酒駕陋習如此之深，以致在將行政處罰上升為刑事處罰的震懾下依然如飛蛾撲火，甚至引發一股訴訟浪潮。對此，最高法副院長張軍強調，要正確把握危險駕駛罪構成條件，不應認為只要達到醉酒標準駕車就一律構成犯罪。
從司法審判而言，對一項行為是否構成犯罪，原本就應慎重穩妥，既要考慮到刑法總則罪與非罪的區分，也要顧及個罪的具體構成標準，同時還要與行政處罰相銜接。但是，“不應將醉駕一律認定為刑事犯罪”的指導性意見，還是引發了網友擔憂：是否意味醉駕沒關系，只要不出事就行？如果等到醉駕狀態下形成嚴重傷害再予以處罰，法律的初衷又是什么？
這樣的反應不難理解，對同樣的犯罪行為給予同樣的否定性評價，是普通人對司法正義的常識性認知。但觀察我國司法現實，一個揮之不去的憂慮便是“選擇性司法”，它以自由裁量的合法方式給犯罪人員造成不公，更危及公眾對社會正義底線的信心。
以“醉駕入刑”來分析。由于立法只是以一個新罪名設定了醉駕的刑事責任，而沒有明確規定情節嚴重的前提條件，這便帶來醉駕入罪到底要不要附加情節嚴重之類的條件。我們知道，醉駕是以危險犯方式入罪。危險犯的社會危害性表現在行為雖未造成實際損害結果，但使法律所保護的利益面臨威脅，足以使不特定或多數人的生命、健康和財產安全陷入危險。一個人明知行為觸犯刑律依然醉駕上路，就如同非法持槍一樣，對社會公共安全的潛在危險毋庸置疑。
退一步講，如果有必要對醉駕入罪設定附加條件，那么究竟何等嚴重情節才能入罪呢？是遵照醉酒的程度還是開車的速度，或者造成的后果？由于在實踐中對情節的嚴重與否很難界定，在處罰時就容易給選擇性司法留下空間，而公眾憂慮的正是這一點。
或許，立法對醉駕入罪還有進一步完善的空間，但作為執法者，司法機關能否秉承公正、平等的態度，一視同仁的嚴格審裁，同樣關涉到治理醉駕的有效性和正義性。否則，在“選擇性司法”的稀釋下，一些人尤其是特權人士的酒駕習慣很難得到根治，社會的公共安全利益也可能失去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