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期待的治堵新政——《廣州市關于改善中心城區交通狀況的工作措施》(下稱定稿)已正式出臺，相比今年1月公布的《征求意見稿》(下稱原稿)，有多處刪改，主要表現為：原稿中“公務車2015年不再新增”、“適時適度提高停車收費”等條款被刪，“公交出行比例達65%”的目標從2013年推遲到2015年。

　　刪改后的定稿用通俗的話語可以表述為“不限公車、不限牌、不限行、不提擁堵費”，被輿論批稱“不給力”、“太溫柔”。與北京等重要城市限行、限牌、限公車的鐵腕措施相比，輿論對廣州治堵新政的不滿意很好理解。

　　縱觀國內外城市的治堵經驗，各種治理手段可以歸結為三種：一是提高車輛出行成本的經濟手段，例如提高停車費、開征擁堵費等；二是重新分配路權的行政手段，例如限行、限牌、限公車等；三是倡導“公交優先”的間接手段，例如通過多修公路、補貼公交引導公眾自主選擇公交出行，提高公交出行比例。

　　不同城市會根據自身實情，在治堵路徑的選擇上有不同側重。廣州與首都北京在功能定位與實際情況上迥異，未能沿用北京限行、限牌等重典，有情理因素在內。但談及治堵經驗無非上述三種路徑，廣州所謂治堵新政除了在提高公交出行比例上還有確切承諾外（事實上也再三打了折扣），在其他治堵工具的選取上均是籠統表述、含糊其辭，有關部門在回答公眾疑問時更是遮遮掩掩、不得要領。如此鼓搗出的一個“不限公車、不限牌、不限行、不提擁堵費”的治堵新政，明顯超越既有的經驗范疇，它除了在統籌兼顧各方利益時起到一個“和稀泥”的作用，在維持既定利益格局前提下制造一個“和氣一團”的假象，還能有什么可預期的實效？

　　“和稀泥”的意味在“公車”這一項尤為突出，與原稿中“到2015年，本市各級黨政機關、全額撥款事業單位不再新增公務用車指標”的確切表述不同，定稿將其刪減、簡化為“機關單位公務用車配置嚴格按照國家相關規定執行；積極采取措施，嚴格規范公務車使用管理”。修正之后，代表承諾的字樣“2015年”不見了，不留余地的“不再新增”字樣也更正為“余地”多多的“嚴格管理”。

　　“到2015年不再新增公務用車”的表述，曾在原稿出臺之初被輿論解讀為廣州治堵為數不多的幾個亮點之一，但歷經半年多的“征求意見”、“研究討論”之后，這個微弱的亮點竟在最終的定稿中被悄悄地摁滅了。這期間究竟遇到什么樣的曲折和阻滯，誰又是那只摁滅之手，制定、研究、審批這個治堵方案的所有人都沒有給出答案。

　　平心而論，城市治堵具體選擇什么樣的路徑，在側重于經濟手段還是行政手段的問題上，向來有巨大的爭議，但“限公車”這一項無論歸為哪一路徑，卻自始至終都有著廣泛的共識。公車泛濫這個既定事實，決定了城市治堵首拿公車開刀，不僅具備象征上的意義，還有重要的實際意義——眾所周知，公車在數量上雖不占絕對優勢，但其使用率往往是私家車的數倍，對城市道路的實際占用率遠高于私家車。

　　就這么一個在廣泛爭議中碩果僅存的可貴共識，仍然沒有反映到最終的決策里去，不得不讓人感嘆公車特權背后的支撐性力量多么強大，所謂民眾的“共識”對公共決策的實際影響力多么微弱！事實再次證明，只要涉及到消減特權的改革動作，哪怕只是一丁點的消減都不能讓公眾輕松遂愿。

　　城市治堵被擺上議事日程，是城市化發展過程中不容回避的嚴峻課題。如何找出那個最符合廣州實情的治堵路徑，仍然留有討論和爭議的空間，但毫無疑問的是，對公車數量和財政投入的剛性限制，不應再有任何“和稀泥”的施政表現。廣州治堵要收獲的不是一團和和氣氣的“稀泥”，而是一次重新分配路權、動搖既定利益格局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