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信息公開和問責制的保障，民眾就不必擔心被隱瞞，不必擔心無人擔責，就不會在新聞發布會那個短暫的時間內，將對政府的要求一股腦地壓向新聞發言人。
從輿論的驚濤駭浪中走出、遠赴波蘭履新的王勇平，他的背影依然在輿論的漩渦之中。
教育部原新聞發言人王旭明說，新聞發言人要做的實際上就是兩件事：把好事說好，把不好的事好好說?！鞍押檬抡f好”容易，新聞發言人所受的限制少，錦上添花，怎么說，都能讓領導高興?！鞍褖氖潞煤谜f”則難，“好好說”的前提是公開，擺了事實才能講道理。問題是，能不能將事實公開，怎樣公開，公開到何種程度，讓民眾知情的同時，還能讓領導滿意，著實考驗新聞發言人的平衡能力。
遺憾的是，能有如此超能力的新聞發言人至今鮮見。不是王勇平們水平不夠，而是他們的“獨角戲”難以讓民意日益增強的知情權意識感到滿意。
新聞發言人制度本意是建立起溝通渠道，是就政府重大事項、重大突發事件、公共政策、公共服務等所有與公眾利益直接相關的問題，接受公眾公開咨詢、質詢和問責的制度安排?？梢?，信息公開和完善的問責制是新聞發言人制度能夠順利實施的前提。
有了信息公開和問責制的保障，民眾就不必擔心被隱瞞，不必擔心無人擔責，就不會在新聞發布會那個短暫的時間內，將對政府的要求一股腦地壓向新聞發言人——即使民眾不追問，制度也會啟動問責程序，追查到底。新聞發言人也不必自告奮勇，一定要擺出一副“大包大攬”的英雄氣概，在新聞發布會上替本該負責任的領導去堵槍眼——即使沒有明確的法定責任，相關責任人也早就自動引咎辭職。
7·23溫州動車事故，媒體的步步緊逼、民意的洶涌，并不是針對王勇平，而是他背后所代表的機構或是部門。領導們避而不見，王勇平只好上前堵槍眼兒。問題是，那洶涌的追問，是王勇平一個人能承受之重嗎？
曾經負責中國“黃埔一期”發言人培訓的清華大學教授史安斌先生很為他的學生王勇平一個人的新聞發布會嘆息。而新聞發言人的“獨角戲”并不單單是他們缺乏強大的團隊支撐，而是缺乏更強大的制度支撐。在重大事故中，有多少人真正被問責？又有多少曾經被問責的官員異地升遷？在信息公開制度、問責制仍然嚴重缺席的情況下，王勇平們的“獨角戲”如何能不唱得如此尷尬、倉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