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是十來年前，感于時人不分權利與權力，兩者經常竄用，遂將此作為個人寫作的關鍵詞之一。尤其是時評，它更成為筆者自己的評論主線，帶來的弊端是寫作模式化。近年來，如果說詞匯學意義上的權利與權力，其分殊越見清楚；但現實生活中權力與權利的倒錯卻依然如故。有時不免慨嘆：這樣的時評傷不起，批評的現象一成不變，但，批評的文字卻不能老是重復啊。無奈，這又是一篇觀點上重復的文字，所要批評的還是權利與權力的錯舛。

　　近日，北京市政協委員趙保樂提出建議：應當對微博用戶進行信用分級，對存在問題的用戶加“黑V”。他還建議盡快在證監會、銀監會的經驗基礎之上成立微博監管會。我不知道趙保樂是誰，只知道他的身份是北京市政協委員，而且他的這番話是在政協會議上的發言。如果此人是一個普通民眾，又是在微博上發言，他說什么我都未必在意。但政協委員是一種政治身份，又是在政治會議上建言，且又如此建言，我就無法放松自己的注意。因為根據這幾年我的個人經驗，每年一月地方兩會和三月國家兩會期間，都會有一些委員或代表拋出一些“奇談怪論”。這雖然是多年以前非常體制化的一個詞，我用在這里，是指他們的言論和他們的身份不符，好像絲毫沒有現代政治文明方面的普通知識。

　　有了證監會、銀監會，就可以按照這個邏輯順流而下，搞一個什么微監會嗎？否。證監會、銀監會都是政府機構，屬于國務院部委之類。它們的職能是對中國銀行業和證券業進行監督與管理。由于銀行與證券在中國不是市場主導而是國家主導，因此，對其監管是必要的，這是對權力的監管，甚至是權力對權力的監管。它們的有效性這里存而不論，但畢竟監管的對象沒錯譜。如果按照趙委員的設計，微博監管會的監督對象是無數網民，如果監督，這是對無權者即網民的監督，亦是對權利的監督。何況趙委員的訴求對象是權力，設若政府真的采納趙的建言，成立一個微監會之類的機構，那么，讓權力來監督權利，勢將這種事實上已經存在著的監管給體制化并合理化。

　　這不妨是由微博監管帶出的一個問題，是權利監督權力，還是權力監督權利。根據現代政治文明的一般知識，我們應該對前者說是，對后者說不。權力，無論它是什么性質，本身就有擴張的本能，民主權力如是，非民主權力更如是。在任何情況下，權力的擴張直接就是對權利的傷害，何況它的任何舉動都有對權利侵害的可能。所以，如果不是無政府，我們就必然需要權力；也正因為如此，我們在需要它的同時，更需要對它進行監管與控制。否則，這樣的權力雖非無政府化，但必然非法治化，并隨之黑化。如果說權利監督權力，是對權力負責(為免其黑化)；那么，反過來，為權力支招，讓權力監控權利，看似對權力貼心，其實是從根本上毒害權力，至少是讓它被蒙專制之名。因為只有在政治文明之外，亦即只有排斥政治文明的專制體制，不給民眾自由，民眾才受到權力的各種監督，包括手機、電腦、網絡以及各種視聽上的監督。

　　微博并非沒有趙委員所說的問題，但絕不是他提供的解決之道，這樣帶來的問題毋寧更大。對那些什么都指望用權力解決問題的人來說，他們應該知道，權力本身就是最大的問題。但，這個道理我們知道，好像許多委員和代表不知道。趙委員的建言并非孤立，也不新鮮。還是去年3月兩會期間，就有過類似的高論。來自重慶的人大代表，也是中國移動重慶公司的總經理沈長富，他在提案中建議“給電腦、手機都裝上監控軟件”。提案者身為人民代表，卻主張監控人民，豈非咄咄怪事。咄咄不怪的是，不到一年，該代表東窗事發，被法院指控受賄金額達三千多萬，于去年11月被判死緩。沈的案例，說明什么？作為重慶電信高官，他是一個權力者，真正需要監督的是他，而不是他所說的那些手機網民。畢竟比權利更需要監督的是權力，這是一個普世性的政治原則，懇希我們的兩會代表能牢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