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0日，濟南交警查處了醉酒駕車的司機李某，并依法予以刑事拘留。根據濟南交警部門出臺的酒駕新規，與李某同桌吃飯并同車而行的女性王某，或將因未盡到勸阻義務而受到相應的處罰。自2月9日起，濟南市交警部門針對酒駕問題，出臺并實施抄告單位、追責同飲者、強制刑拘等一系列“新政”。(2月15日《人民日報》)
一個小調查
在新浪微博15日開設的關于“你怎么看濟南規定司機酒駕同飲者將被處罰”的微博投票中，截至當天16點，已有4200多名網友投票。其中，49%的網友表示支持，認為同飲者勸阻酒后駕車體現社會責任；46%的網友表示反對，認為對司機酒駕同飲者追責要于法有據；5%的網友認為“不好說”。
反對方
“酒駕同飲連坐”最大問題是不具操作性
“酒駕同車”和“酒駕同飲”是兩個不同的場景，也是兩種不同的概念。酒后駕車會給社會安全造成很大隱患，同乘者若能進行勸阻，從保障公共安全角度，將同乘者勸阻酒駕的這種道德義務上升為法律義務，有著一定合理性。正因如此，在一些國家，法律早就規定了同乘者勸阻的法定義務。譬如日本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就規定：“對于醉酒駕車司機的同乘者，處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50萬日元以下罰款”。
而“酒駕同飲”則是另一個概念。一方面，同飲者未必知道當事人是否駕車；另一方面，即便同飲者知道當事人駕車，也未必知道當事人酒后是否還會駕車。從這個角度看，同飲者有無勸酒，都不應當承擔法律責任。而“酒駕同車”則不同，同乘者大多與當事人熟識，并在大多數情況下，也能夠判斷當事人是否飲酒駕車。更何況，同乘者與酒駕者都是“當場被捉”，這就使得對責任追究有了可行性。
“酒駕同飲連坐”最大的問題，正是不具操作性。一方面，在“責任自負”的心態上，酒后駕車者往往不會“供出”同飲者；另一方面，警方也很難判斷同飲者是否曾予勸阻。也就是說只要“酒駕同飲連坐”遭遇“善意的謊言”，就會使追究“連帶責任”形同虛設。另外，“抄告其單位，由單位加強教育”這樣的“連帶責任”，既不能起到法律的震懾作用，也未必能起到教育的效果?！ ?/p>
相對于酒駕，執法部門私自授權更危險
在酒桌上，明知道某人要開車而不勸阻其喝酒，那顯然有可能造成嚴重后果，理應受到道德的譴責，這是能夠理解的。但勸阻開車的同桌者不要飲酒，或者飲酒后不要開車，并不是法定義務。對未勸阻者進行處罰，就是將“勸阻”當成了法定義務，那就要有處罰的依據，無論是法律還是規定，幾條幾款都要拿得出來，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否則，憑什么要對人家處罰？如若僅僅是因為自己站在了正義的名下，就可以處罰，那么，天下正義如此之多，誰又不能假正義之名行邪惡之事？
相對于酒駕之惡，執法部門私自授權更惡，因為執法部門私自授權，其權力的膨脹必然是無止境的，今天找個理由擴大一項執法權，明天找個理由擴大一項執法權，必然會逾越現有法律對其的規制，變成一個為所欲為的權力怪物，必然會造成權力對權利的侵害，比如對同伴未盡到勸阻者，本來只應受到道德的譴責，結果受到了行政的處罰。
從立法的角度來講，不能對未勸阻者進行“連坐”，是因為，領有駕照的人都應該是心智健全的成年人，也即是有完全行為能力的公民，他應該知道什么是違法行為，也理當能夠獨立承擔自己違法的全部責任，對“未盡到勸阻義務”者進行處罰，難道是要將“未盡到勸阻義務”者視為醉駕的法定監護人，因其未盡監護責任，所以要承擔處罰？這完全講不過去。說到底，濟南交警部門的做法就是私自授權，其隱含的社會危害遠大醉駕，希望人們要看得透徹，不為“醉駕可恨”迷障雙眼?！ ?/p>
支持方
不是追究法律責任，不存在“于法無據”
濟南市交警支隊副支隊長盧建昌稱，該追究責任并不是要追究其法律責任，而是一種批評教育，即對沒有酒駕行為、也沒起到勸阻或維護公共安全責任和義務的，要抄告其單位，由單位加強教育，起到警示作用。這就是說，酒駕同飲者將受到的連帶責任，僅僅是一種批評教育，而不是處罰。
批評，即指出所認為的缺點和錯誤以及所提出的意見。處罰，則指依據法令規章加以懲罰，使犯錯誤或犯罪的人受到政治或經濟上的損失而有所警戒。我國法律規定的處罰分為治安管理處罰、行政處罰和刑事處罰三類。作為對酒駕同桌者的責任追究，顯然不可能使用行政處罰和刑事處罰，而治安管理處罰的種類分為警告、罰款、行政拘留，與警方所解釋的僅為批評教育顯然不是一回事。
一旦分清了處罰與批評的界限，并且搞清楚濟南新政只是對酒駕同桌者實施的一種批評教育方式，我們便會馬上得出“酒駕同桌者將被處罰”，僅僅是媒體和網友的誤讀，濟南警方之舉所謂于法無據和濫用權力也就不能成立。而且明辨了這樣的追責只是一種批評手段，不僅可以解除公眾對執法機關濫用權力的恐慌，而且更重要的是將促使警方對下一步依法進行詢問、抄告其單位等采取更為審慎的態度，謹防過度執法對公民合法權益構成侵犯，反而給自身帶來麻煩?！ ?/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