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18元煙罰兩千”的最牛村規說明了什么

　　一、“抽18元煙遭重罰”并不說明當地村民已分化為三六九等

　　村規中的等級差別并不能說明當地出現“特權階級”

　　此次事件發生的所在地，在湖北襄陽市?？悼h馬橋鎮堯治河村。所謂“最牛村規”，是指在今年7月22日，堯治河村出臺的《堯治河村婚喪喜慶事宜管理辦法》，該辦法為了提倡勤儉節約，杜絕鋪張浪費，規定“領導家庭（村”兩委“班子成員）吸煙不得超過10元/盒，酒不得超過60元/瓶；干部家庭（企業中層副職以上干部）和中等以上收入家庭吸煙不得超過5元/盒，酒不得超過50元/瓶；普通職工家庭和普通村民家庭吸煙不得超過2元/盒，酒不得超過20元/瓶?！倍?0月10日，村紀委、督辦室聯合下發了督辦處罰通報，在全村對嚴小平、周定福通報批評，因為他們辦酒席時用了接近40元一瓶的酒和18元一包的煙，并分別給予2000元的罰款。

　　這份村規，最引人注目的一點就是煙酒的規格分成了三個檔次——這又不是發工資按貢獻大小區分，自己家的婚喪喜慶事宜憑什么能規定等級？這是不是反映出當地已經出現了特權階層，已經分化為三六九等？是不是說明當地領導干部已經相對普通民眾有了深入骨髓的優越感？

　　僅從這份規定來看，如果規定不僅僅是針對普通家庭執行的話，很難得到這樣的結論——畢竟領導家庭允許的規格也不超過煙10元一盒、酒60元一瓶，這只能算非常普通的煙酒。而堯治河村是全國范圍內都小有名氣的“土豪村”。按村黨委書記孫開林的說法，“我們這個山區的小城工農業總產值十幾個億，村民百分之百住上別墅，50%的家庭有車?！辈⒉淮嬖谟貌黄鸷脽熀镁频膯栴}。堯治河村也不存在很嚴重的貧富懸殊，據孫開林稱，被處罰的兩家是村里條件最差的兩家，“每年也有十幾萬的收入”。而且，這個村規也只是限定了在婚喪喜慶事宜上煙酒消費有上限，平時并不限制。

　　因此，村規里的等級差別，并不能說明當地出現了“特權階級”。

　　這種做法也許是為了“勤儉節約”，但過于不近人情實際上侵害了村民的財產支配權

　　那么，這個村規的做法難道真的是為了“提倡勤儉節約，杜絕鋪張浪費”？按孫開林的說法，“富裕起來后有些干部、村民開始忘乎所以。特別是近兩年，鋪張浪費、擺闊氣的風氣非常嚴重，天天都有人在擺宴席，比吃比喝比消費。1歲也辦酒，12歲也辦酒，48歲也辦酒，瞅準機會就辦酒。一擺就是50桌，百把桌，有的一辦就是7天，想辦法把送出去的人情賺回來?！薄敖鼛啄隂]有針對擺酒的硬性規定，人情風越來越盛，每家每年送出去的禮錢超過2.5萬。借著酒席賭博的風氣也開始蔓延，村民們的心思都放在這個上面了，還怎么搞好生產？”

　　也許村規的確有治奢的考慮，但問題在于，這個村規過于嚴苛，不近人情?；閱氏矐c事宜對于村民來說是比較重要的事情，也是親朋聚會的時刻，居然讓普通百姓只許抽2元一盒的煙和20元一瓶的酒，即使是為了“治奢”，也太過沒有道理。這實際上是侵害了民眾的財產支配權，如華中師范大學教授唐鳴所說，“對村民而言，這完全是個人行為，雖然從道德和社會風氣角度應提倡節儉辦理，但任何機構都不能強制其行為，更不能進行處罰。法律并沒有授予村委會罰款的權力，村委會無權擅自設定處罰權。即便是該決定出臺的程序合法，其內容本身也是不能侵犯村民的合法權利的?！?/p>

　　所以，這個村規即便是“村民代表大會通過”，也是不合法的。

　　那么問題來了，這個村規里的等級制既不反映現實狀況，其內容又這么不近人情，目的到底是什么？

　　二、“最牛村規”實質反映的是明星村的“能人威權”

　　村書記孫開林對事件的回應，顯示出的是典型的家長式威權

　　此事發酵后，孫開林對媒體做出了回應，從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孫開林稱“國有國法，村有村規，國家政策不可能面面俱到，這就要求村民自治，通過一些手段才能治理好社會?！薄拔覀兇迨羌w經濟，主要靠村辦企業、旅游、礦山，農業的比例已經很小了。村民一般都在村里的企業上班，村里的干部基本都是村企業的負責人，家庭條件要好一些，有的村干部一年收入幾十百把萬，所以限制他們辦酒抽10塊的煙，有的村民十幾萬的收入，憑什么抽幾十塊的煙呢？所以我們是這樣才分出標準的?！?/p>

　　從這兩段話就可以看出，“最牛村規”實際上基于村民治理而出臺的一個政策，所謂“治理好社會”；而村規里的等級制，實際上是因為該村是“集體經濟”，如果要求干部抽10塊的煙，普通村民就自然不能抽幾十塊的煙，隱藏的邏輯就是“否則就會亂套”。這里實質顯示出的，是典型的家長式威權——村領導想要怎樣的結果，村民就得遵守。

　　這種威權來源于“能人帶領村民致富”

　　對于堯治河村而言，這個家長式威權的掌握者，就是村黨委書記孫開林。在最近二三十年間，堯治河村由一個“貧困村”變為“土豪村”，起決定作用的，就是村黨委書記孫開林。在孫開林的主導下，堯治河村開礦、修路、開發水電、開發旅游，才有了很大的變化，村民才住上了別墅，開起了小轎車。因此，對于堯治河村民而言，孫開林這種績效帶來的合法性和威望，是無比之高的。他指定的規矩，就得聽，村民代表大會就得通過。盡管根本不近人情，村民私下并不想遵守。

　　并且，“能人威權效應”得到了正式承認

　　而在與堯治河村長期合作的銀行看來，堯治河村之所以取得這么大成就，靠的就是“能人+銀行”信貸運作模式。銀行總結稱：“從堯治河村的孫開林、中坪村的黃立杰、堰婭村的宦忠云、黃龍觀的章祖良的身上，都能看到這些帶頭人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品質好、能力強、有一顆為民辦好事、辦實事的‘公’心，這些村從貧窮到富裕的巨大變化表明，關鍵取決于帶頭人有眼光、有魄力、有干勁。在他們的帶領下，村委領導班子不僅綜合素質高，更是一個團結、向上的集體，才使全村形成一心一意抓經濟、搞建設、脫貧困的局面?！便y行這一總結甚至上了人民日報，對堯治河村發展的描述就是“治村能人借助金融支持創造20億元產值”。

　　所謂“能人有魄力”，在銀行內部總結中，給了一個更為精準的詞，就叫做“能人威權效應”。在銀行看來，這種“威權”是極有必要的，才能保證村子“一心一意”，而在孫開林這樣的能人眼里，“我說了算”意義有多大，自然更不用說。

　　因此，這大概才是“最牛村規”所隱含的寓意——不管根本原因是什么，當“能人”覺得有必要管一管大家了，就出臺這么一個必須遵守的規定。

　　三、中國村莊治理“能人模式”的隱憂

　　“能人”帶領村民致富當然是好事，但這種人治充滿危險

　　類似堯治河村的明星村，中國其實不少，如名噪一時的華西村、大邱莊，南街村等。許多論者早已指出，“能人政治”是讓經濟發展壯大的關鍵。絕對權威的樹立，讓村務管理和決策更加富有效率，在某種程度上迎合了市場經濟的要求，但也為明星村財富神話的破滅埋下了隱患。在明星村，權力精英往往與經濟領袖存在身份重合。其控制與帶領村莊所創造的財富神話，又反過來成為一種資本，鞏固和強化了其在村莊事務中的絕對話語權。于是，村集體經濟的舵盤完全系于少數管理人員的道德自律之上。

　　然而，這種自律在很多情況下被證明是極不可靠的。禹作敏鋃鐺入獄，鄉鎮企業產權不明、管理模式落后等弊病的顯露，讓人們看到了大邱莊脆弱的一面；而在“離共產主義只差一步”的南街村，人們在清理一位村干部遺物時，發現其私人保險柜中有兩千萬元以及自辦的房產證等物，雖然這一消息事后被南街村管理層所否認，但相關負責人承認該村干部在外包有“二奶”。而吳寶仁領導華西村的風格，同樣備受詬病。

堯治河村從“貧困村”變為了“土豪村”

　　與“堯治河村”臨近的正面典型不少已經出了問題

　　對于堯治河村，在官方宣傳中，不少學者已經表達了隱憂，“很多村集體的創富神話都是以‘能人’為核心的，等到‘能人’退出舞臺，這么大的攤子還能否撐下去？還有，一個村集體的成功可能是以其他集體的失敗為代價的，堯治河村的經驗能否推而廣之？”一位專家就曾如此質疑。一位銀行人員也認為，堯治河村需要打造上市公司，讓很多專門機構在幫助它進一步規范發展，目的是讓“核心人物的威權將被慢慢削弱?！?/p>

　　實際上，當地宣傳文件中的能人典型——中坪村的黃立杰、堰婭村的宦忠云，都已經遇到過問題。前者身兼村支部書兼任中坪公司董事長、總經理，遇到一個項目一聲令下，村民就集資并同意高息舉債，結果遇到了騙子損失3000萬。后者則被舉報致富后違規住上了500平米超大住宅，被上級政府勒令整改。而堯治河村是否也有同樣風險？從類似村落的經驗來看，當然也存在隱憂。